暑

5.15 毕业了
5.31 老爸生日，家人回国

6月，成为“社会人士”前最后一个漫长的假期。

一切都很好。膝盖很好

开张大吉

应人邀请，重开博客。

对对对。是应人邀请。重任在肩，不得已而为之。朱元璋，朱棣，还有那朱德的好战友，都是这么过来的。

想把以前写的隐藏了。但是还没看到这么个选项。这心态，和上诉三人开朝的心态别无二致！还是改朝换代，琢磨琢磨layout吧！

写啥呢。不知道。因为觉得自己变了。却不知道自己怎么变的，又变的怎么样了。于是也不知道写啥。

抓得紧读书，却抓不紧闲适。生活，逼也逼不出来。

一切都是有联系的

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超发货币，是法定货币时代通胀的根源。那是货币的主动超发，因为抽税和发行政府债，还满足不了财政开支的需要，于是靠超发票子过日子。横竖法定货币控制在“看得见之手”，下个行政指令就可以发行，而最先拿到加印钞票的又是政府自己，马上就有了可用财力。至于超发货币的结果——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要经过一个时滞后才在市场上显现。因此，主动超发货币也被看作政府在抽取隐蔽的“通货膨胀税”，最后买单的，还是承受通胀之苦的老百姓。

　　上一篇文章提到，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作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只能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讲过的，作为建国之后又一波治理严重通胀的结果，中国终于在财政与货币之间安排了制度性间隔，意义远大。这么说吧：人民币将来有了与中国经济相称的国际地位，一定有人会回过头来，到这部《人民银行法》里找到其立足之本。

　　始料不及的是，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正如先前发表的本系列评论指出过的，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1997-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6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6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6元“高能货币”转入商业银行，再乘上4-5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这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这里所谓“被动”，比照的是由财政驱动的货币超发。对政府而言，那的确是主动行为——财政有缺口，政府有意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平衡预算。现在从汇率形成机制派生出来的货币发行，则以被动为特征，因为究竟有多少外汇进入中国，究竟多少银行间市场的外汇被央行收购，着眼点不是政府本身的财政需要，也不受财政动力的驱使。

　　至于是不是“超发”，查查数据好了。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外汇储备比上年新增50亿美元，1999年新增97亿美元，2000 年新增107亿美元；增加的幅度分别是3.6%、6.7%和7.0%。这样的绝对数和增长率，即使新增1美元外汇储备最后真的增加了40元人民币货币总供应，说“货币超发”也言过其实了。但是，以后几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年度新增外汇储备的绝对量从465亿美元（2001）、742亿美元（2002）、 1168亿美元（2003），直到2066亿美元（2004）；年增长率则分别跳到28%、34%、40%和51%。这样的形势真叫好得受不了，因为由此形成的人民币供应压力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不是“货币超发”，还能是什么？

　　再以后，中国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就不算新闻。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还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 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不少朋友把人民币汇率机制看成“对外问题”。这是不对的。在汇率形成机制同时就是被动超发货币机制的条件下，我以为汇率首先是对内问题，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为什么这样说？让我试着阐释一下吧。

　　以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美元为例。这笔巨款——按变化的汇率计，约在14000亿-16000亿人民币之谱——当然主要是由我国沿海出口加工地带的无数外向型企业挣来的。从商品形态看，东西已经出口了。可是这挣回来的外汇，经过向商业银行结汇，那些无论是工人薪酬、老板的投资与管理收益、政府税收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服务所得，则全部变成了留在国内的人民币购买力。要注意了：这里有1万几千亿人民币购买力，完全没有对应的商品可买！问一个问题吧：这样的国民经济——且不论对外关系——究竟靠什么来平衡？

　　反正“买东西”是不行的，至少靠买国内商品不行。商品已经出国，国内留下的是 “纯购买力”。在此情况下，过量的人民币购买力追逐不够量的国内商品，结局只能是国内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就是这些年国内通胀时不时冲高的根源。是不是每样商品和服务都以同等的涨幅涨价？倒也不一定。因为还有所谓“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可能，就是有的商品涨价快、有的涨价慢。倘若巨量购买力无端端地集中到某项商品或某几项商品上，那“行情”可就来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猪价、钢价、铁矿石价、房价、股价、古董价、普洱茶价、还有什么绿豆价等等轮番出状况，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个别商品的供求出现缺口，而是被动超发货币引起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

　　“买外国商品”行不行？也不行。倒不是人民币不是硬通货，不能到国际市场上去购物。事实上，中国制造的商品有国际竞争力，硬通货是可以挣回来的。那数目惊人庞大、增长迅速的外汇储备，难道不正是中国绝不缺少国际购买力的明证？问题是，无数出口企业挣来的硬通货，结汇给了商业银行，后者又在外汇交易中心悉数卖给了央行。讲过的，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如今中国外汇的涓涓细流，绝大部分流入央行的库房，惟一的原因是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讲到底，不是中国人对海外五花八门的商品服务刀枪不入、不动凡心，而是在现实的人民币汇率面前，与其持有外汇购海外之物，不如把外汇卖给央行换人民币更上算！

　　在以上的例证里，每年2000亿美元的货币购买力，买国内商品不得，购国际商品不值，剩下的出路究竟何在？读者想想吧，我们下周继续。

小心”被疆独” 文/ 郭宇宽

 

文/ 郭宇宽

1，

这是我不可遏制的心智习惯,我喜欢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从中可以获得很多收获，如果一段时间，我讲的话，身边的人都说：“恩，有道理。”我就会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甚至会上网找找有没有批评我的言论，最好有批评得尖锐些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寻找当地有意思的人交流，在我看了，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

我讨厌文革和毛泽东路线，所以在印度我就特别去找在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毛分子。

直到今天，我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情节，这个中华的概念甚至可以超出疆域的版图。所以在台湾我就特别去找“台独分子”。我原来不能理解一个也讲华语，和我们并没有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台湾人，会刻意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当地朋友告诉我，林浊水是台独的精神领袖，是台独分子里最雄辩的，我就去找林浊水。

我问林教父，你老家应该也是从福建来的，咱们的文化没什么隔阂，你的台独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林浊水告诉我，他们这些台独分子，其实从小也都被教育自己是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确实是中国人。

但无奈，当年他们作为本省人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当时的议员是一批49年从大陆来的“万年国代”。而且那时的蒋总统一心“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所以他们本省人提出一些要求民主的呼声，但凡牵涉到要照顾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的，都会被斥为“台独分子”。

“好吧，那我们索性就台独吧。”

各式各样的台湾本省的地方诉求，最初是被贴上的台独的标签，后来这些人汇聚到一起，索性以台独作为旗帜，渐渐成了真台独。

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 “被台独”。

2，

2003年，我刚从主持人转型为一线调查记者，做的第一个采访申请，就是要求去南疆，编辑部主任问我，你要去采访什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些和我不一样的人聊一聊。

我先在在当地通过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友人，认识了一些当地维族朋友，我想我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异总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一路走到了靠近边境的南疆。没想到这些维族朋友知道我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像背稿子一样，讲得除了“我们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中央政策好”一类和新闻联播上一样，非常政治正确的话，接下来，除了谈谈新疆的天气和哈密瓜剩下来的就是沉默了。

如果把这些政治正确的话，就当作新疆维族同胞的心声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7.5骚乱中，你看内部录像，会看到那么强烈的无法掩饰的民族仇恨，一个汉族路人被打倒在地，一个穿着时髦的维族女孩，走过都会捡一块砖头，朝他头上砸，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汉族，我是维族。

我不会为任何暴行辩解，但我能够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大人物更理解新疆维族长久以来的心情。是因为在我的努力下，我曾经听到了维族朋友，刺激我的心里话。

在我和一个维族朋友真正建立了信任的关系之后，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次喝了一些脾酒，我们敞开心扉谈了谈，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们汉族人太坏了，太欺负我们维族了。”

我说这该怎么讲，他说 “你看你们中石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家乡，圈起一块地，就抽油，把我们的环境都破坏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们当地的维族，油都送给北京上海，什么都不留给我们，看看你们搞石油的这些干部，开得都是好车，在最高档的酒店里吃饭的，吃完还开发票的，都是你们汉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维族是最穷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馆里，自费吃饭的都是我们维族人。“

我说：“这不能讲是汉族人坏，这是我们国家的体制目前有问题，国有央企并不是单独对维族人的地方这样掠夺，它们对全中国人民的资源都是这样掠夺。国有企业和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其实就是国家干部所有企业，你不信可以上网查一查，对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的央企，汉族的老百姓也和你们一样骂得很凶，我相信这迟早会改革的”

他大概觉得我在这点上至少讲得还有一些道理。他又举了另一个理由“那你们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学汉语，我们维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现在在新疆不会汉语，就进不了政府，就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你们汉人为什么不学维语？”

我解释“语言的大一统确实有损文化多样性，这在中国是个体制性问题，49年以后把首都设在北京，所以北京话就成了标准化，全国人都得学说北京话。我会说比较标准的南京话，陕西话，还会说一些无锡话和上海话，但我也会说北京话，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只会说北京话，而你要内地找工作，人家都要求会说普通话，没人要求会说陕西话，四川话，我想着主要是为了方便考虑。我如果有机会去新疆呆上两年，我肯定会认真学习维语的。”

他找到了我的逻辑漏洞：“你说得不对，你那是说在内地，你在北京当然说北京话，在新疆的汉人，也很少学我们维语，你看那些外面派来的领导干部，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除了一句亚克西，什么维语都不学。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给当成二等公民？”

我只能进一步解释， “其实很多汉族知识分子也抱怨，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中国小孩都得学英语，英美人里学中文的就少得多，可这是一个世界潮流，我们也只能理解。我还到过克州，一个克尔克孜族的朋友，也跟我抱怨，‘那些维族人最坏了，他们人多，就欺负我们，我们克族人都得学维语，他们维族人从来不学我们克尔克孜语’。”

这让那位维族朋友陷入了沉默，至少他原来以为理所当然而且情绪强烈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了，后来他承认我讲得有些道理。

3，

这些年来，我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除了有人根本就以仇恨为目的，否则不同的人群之间越多的机会能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把负面情绪表达出来，越能达成同情的理解。人们越能全面的了解问题的本质，找出解决之道，越不容易导向诸如“汉族人坏”或是“维族人坏”这样简单而又极端的结论。

2009年底，我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骚乱之后，还没有恢复互联网和手机信息的新疆，一片压抑的氛围，我被一个当地朋友陪同走在二道桥，街上几乎除了我以外看不见一个汉人，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些不友善的眼神，而在维族餐厅里也看不到一个汉人，当地的汉族朋友说：“我们就不买维族人的东西，穷死他们”。我痛心民族的隔阂到了如此地步，而在骚乱后的这一年春节晚会上，唯一代表新疆的节目是穿着维族服装的歌舞“中央政策亚克西”。

我这次又见到了几位维族的朋友，我想向他们了解，为什么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影响自己周围的人形成理性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不要让民族仇恨发展下去。他们只是摇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是汉人，你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们是维族，我们只能说“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说，你有民族情绪，你再说，别人就会说你是“疆独分子”。

我当时很惊讶，现在看来这些维族友人的说法并不夸张，我刚看到消息，真正爱着这片土地和国家的维族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海来特.尼亚孜先生，于2010年7月23日，被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地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他的“罪证”，无非就是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公开谈出了自己对政府在75骚乱中处置不当的意见。我看了《亚洲周刊》记者李永峰的介绍，是海来特在七月五日上午十點，“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最后的惨案，证明了海来特的正确判断和他不顾被误解的道德勇气、公民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

如果自治区热衷于维稳官员们，能够少一些官僚习气，能够多听一些海来特的建议，也许很多无辜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4，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提出任何哪怕是理性的意见，换来的不是理性的回应而是被扣上“疆独”的帽子，这不是鼓励极端情绪么，这不是把人逼成疆独么？当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个维族记者，仅是公开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还能指望他的同胞来认同这个“国家”么？

维族和汉族这样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民族，如果真正能成为兄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非那样组织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沟通平台。而不是压制真相和意见，来维持威权的稳定。

在我看来那些要把海来特这样真诚表达自己意见的维族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沟通桥梁，别人说他有民族情绪，就像我们汉族人也有民族情绪，但他至少认同这个国家，他至少尊重汉族并且愿意坦诚地和你对话。

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判15年徒刑的势力，我相信是“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脸面，做出的昏庸荒唐的事情。

我猜想这“一小撮人” 就是在新疆被称作“吃维稳饭”的一批人，他们不是化解，而是不惜给新疆的民族纠纷打上死结，新疆的民族矛盾越尖锐，他们越是能以此要挟中央政府，获得维稳经费，越是有铁饭碗。

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也背叛了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他们伤害了维族人，也不利于汉族人，这些人才是真正是“疆独”的同谋。

作为一个汉族人，我第一用这个词称呼我的某些同胞，这些人是真正的“汉奸”。

谢国忠：中国天量空房是数量泡沫危机来临的讯号

前几年记得看过关于他的采访，于是心生了走他的模式的想法。

之后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记得曾经是摩根中国的首席。今天看到博文。原来是他。

思路明了，于我心有戚戚焉。我觉得他和我的思路不会有错。只是泡沫程度如何，若要预测，完全是统计。当然也是最难的地方。达尔文多好的想法，可是后人还是在不断帮他找证据。谢国忠的收集角度很好。找中介聊。

全文如下。

谢国忠：中国天量空房是数量泡沫危机来临的讯号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

【财新网】（专栏作家 谢国忠）中国到底有多少闲置房？如今这可是个热门话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力部门报告，过去六个月，6450万城市住户的电表读数为零。据此推测，中国现有闲置房可供2亿人居住。另有媒体说，电力部门否认了这一数据。无论如何，首先要获取可靠的数据。不然，就只能“摸黑儿”制定国家政策。

两种泡沫

　　房产市场可以经历房价和数量两种泡沫。近代大多数房产泡沫都是房价泡沫。上世纪80年代，东京房价猛增，供应却没有相应上涨。上世纪90年代，香港房产市场也遭遇类似情况。房产市场易产生价格泡沫，因为一些独特因素限制了供给的反应速度。

　　首先，房产建设与政府管制息息相关，与其所在社区关系尤其密切。成熟社区中，通常规定新建楼房不得超过一定高度和密度。因此，这类社区实际上不可能迅速提高供给。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耗时较长。缺乏土地通常与基础设施稀缺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很费时间。房价高时，假使资金充足，人们也对基建持谨慎态度，不敢一哄而上，担心费时费力的基建结束后，房价已然回落。因此，即使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房产供应也可能无法对涨价作出反应。

　　房屋数量泡沫比价格泡沫少见，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出现房量泡沫时，供给增加，房价遭遇下行压力。此时仅需增加货币供应，就可稳定房价。房量泡沫有时为建设泡沫，但往往伴随建设周期一起结束。因为一旦供给抬头，房价将急剧回落。

　　目前，中国正在遭遇房价泡沫。通过研究分析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我们就可以判断，泡沫是否已经产生，程度如何。如果城市里每平方米房屋均价为居民平均月收入的5倍-10倍，房市规模相对家庭总量大得多，高房价就很可能是泡沫。成熟经济体的房价/收入比应在1倍左右。在发展迅速的经济体，比率可能为2倍。中国房产价值都集中在大城市，其房价水平无法通过理性因素来解释。

　　中国的房租也正在上涨，而如果真是遍地都是闲置房，两种现象无法互相解释。有人批评房产中介公司哄抬市场。除非市场待租赁房产都集中于一家之手，否则，难以积聚足够的市场力量形成垄断。中国房产中介产业非常分散，因此，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中国特色的泡沫

　　中国的房产泡沫与其他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前所未有的数量，中国不存在供给不足。城市住房大多可分为单位旧房和私人住房。后者在过去十年突飞猛进，达6000万套。其中，约2000万套由开发商在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大约还能再建2000万-3000万套房屋。大量单位公房拆迁后再开发。在最近一轮再开发热潮之前，单位公房量可能超过100亿平方米。相对于新建住房量，拆迁房数量不可能太大，否则，这些公房对地方政府来说就失去了商业意义。现有住房总量可能在90亿平方米左右。

　　除了普通商品房建设，公司和政府机构也自行建房，分配给员工。农村也建设了大量住房。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此类住房影响房产供给。如果郊区农田被重新规划为城市用地，官方分类将过去的农房变为城市住房。

　　获得城市住房总量的可靠数字实在很难。人均住房面积数据还比较有用。在大部分城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平均住房面积为每人28平方米-30平方米。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人口，但是，这些数据肯定不包括农民工。我们不知道这项调查是否将空置房计算在内。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中国城市住房总量约为 170亿平方米，误差区间为上下各10％。

　　尽管数据不精确，但我们仍可断定，中国不存在绝对住房短缺的情况。如果采用日本的标准，中国城市住房足以安置所有的中国人，所有农村人口迁到城市都足够。

　　掌握投机型（而非其他目的）空房的数量，比掌握住房总体数据重要得多。虽然政府未能公布空房数据，但我认为商品房空房率为25％-30％，比正常市场情况下至少高出100％。这种差异可被视为投机库存，如同有人囤积黄铜，待价而沽。这种投机库存的价值可能占GDP的15％左右。

　　更可怕的是，2010年-2011年将可能形成大量投机库存。近期信贷收紧，挤压第二套及第三套房购房者，导致全国交易量崩盘。我从房产中介发现，大多数房产需求被纳入调控范围，即投机购房。可以假设，2010年-2011年，房产供给将接近GDP总量的15％。房产政策调控抑制市场过热，开发商势必囤积供给，作为库存。一旦再次放宽调控，投机行为将卷土重来，可能导致投机库存价值翻番。

　　放松现有调控措施的几率很大。部分城市的银行已经逐步放开信贷。地方政府靠房地产增加收入。如果交易量持续走低，他们将陷入财政危机。许多地方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地方政府负债超过收入五倍很普遍。如果收入来源枯竭，地方政府会拖欠债务。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可能放松调控力度。调控放松可能秘而不宣。政府改变心意，虽然短期内可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一旦房产泡沫破灭，问题将接踵而至。

　　除商品房空置外，其他类别的房产空置率也居高不下。优势群体或关系户（例如，郊区的农民和可以自行建房的公司的雇员）不受市场约束，将占上风。因此，这方市场的闲置率将比商品房市场更高。虽然这些房产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它们却参与租房市场竞争。它们构成有效供给的一部分。计算房产市场过量时，也应考虑它们的闲置率。

　　即使中国的城市空房少于6450万套，也将达到国际标准的一半。这仍相当于城市住房总量的20％，高于台湾高峰期的闲置率。而且，如果放松房产调控政策，空房量将超过城市住房总量的30％。

　　中国的房量泡沫的规模的确前所未有。中国住房供给过量并不稀奇。总的来说，过度供给很常见。它反映出资本价格过低。中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供给将迅速增加。然而，闲置率居高不下，而房价还持续走高，真是咄咄怪事。在正常情况下，投机者会因为高闲置率止步不前。目前迹象很明显，房价将陷入困境。以下四个独特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

　　一、实际利率持续为负，导致对货币需求下降，投机冲动上升。贪婪与对通胀的畏惧联袂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房产投机需求。

　　二、大量的灰色收入需要“安全”的庇护所。中国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GDP的10％左右。面对通胀压力增大，传统的避风港美元贬值的现状，中国红红火火的房产市场正成为灰色收入的理想去处。

　　三、中国大众从未经历过全局性房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的“房灾”仅触动了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外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当时都未能幸免。从地域角度看，当时泡沫仅波及海南、广东和上海等地。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中国曾遭受“房灾”。正因毫无畏惧之心，贪婪加倍横行。

　　四、投机者们相信，政府不会眼睁睁看着房价回落。他们的判断是对的。由于地方政府完全依赖房地产收入，因此，它们将不遗余力的给高房价加油打气。但是，他们的“政府万能论”用错了地方。市场终究比政府大。政府行为只能延缓而不会消除市场力量。尽管如此，正是由于看穿了地方政府的心态，投机者对市场下行并无顾忌。因此，随着无休止供应信贷，投机需求也水涨船高。

“急就章”式的政策要不得

　　中国的房产调控政策仍像是急就章。含有购房者歧视内容的政策执行起来很复杂，而且导致市场过于反复无常。如果迫于压力改变政策，这将进一步煽动投机者。过量情况将呈成倍增长。最终做调整，无疑痛苦得多。提高利率是逐步降温投机需求的最好政策，并可避免市场波动。

　　可持续的政策必须从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着手。方法是扩大其他收入来源，抑或限制支出。地方政府均采用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战略，必然四处寻找收入来源。这种搜罗通常导致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除非采取措施限制投资型增长的方针，否则，中国房产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开征房产税对增加收入作用显著。在大多数国家，房产税属于地税，为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中国应当采取相同模式。这样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相对于提高收入，更需限制开支。因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能够代替房地产。

　　中国亟需连贯的房产战略，而非对投机行为不时发起不可持续的打击。大量房屋闲置应当鞭策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很明显，这是危机来临的讯号。时不我待。如果放宽目前的政策，而不建立连贯的政策框架，最终的“房灾”必将阻滞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极有可能重蹈其覆辙。■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全文详见2010年08月02日出版的2010年第31期《新世纪》周刊）

不急

 

夜晚接你早上刚醒的电话。真好。美美的。祝贺又考过了一门车试哈。

 

40岁以前都慢慢积累吧。真不用着急。

因而也不焦虑了。

太想倾听所有人的故事。太想听你们的声音。

于是才知道原来自己不是怀念故土，而是旧人。

所以也不着急着去守一片土地。后方也可以抗日嘛。

没事儿。这不知名状的force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欣欣然。因为它还是会带我回去的。

 

想看书了。无论是单词书学术书还是以前着迷的书。好事儿。

笑

Ender. said (9:20 PM):
就1000，学校太不豪爽了。。

老妈 said (9:23 PM):
金融危机还没过去嘛，原谅他们吧。